何曉芳:學科嵌入式治理 一流學科生成與發展的制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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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標志著新時期高等教育重點建設的目標指向與工作重心。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建設,既是大學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契機,也是對大學辦學水平與辦學能力的重大考驗。“雙一流”建設,依托項目制管理邏輯和體制化治理的方式,還原瞭學科在大學組織中的重要地位。在實踐領域,大學已不約而同地將學科作為資源配置、科學研究、招生培養與學術評價的基本單元,開展瞭轟轟烈烈的以學科為核心的綜合改革,改革的目標應最終指向一流學科的生成與發展,關鍵是以學科為核心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核心是制度創新問題。

  一、學科的“嵌入”與“脫嵌”

  在社會學研究中,“嵌入”(embeddedness)指某種社會聯結鑲嵌於其他社會聯結之中。政治經濟學傢波蘭尼(K. Polanyi)在《大轉型》一書中首次探討瞭經濟與非經濟的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人類經濟並非像傳統經濟理論認為的那樣是自足的,而是“嵌入並纏結於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的”。隨後,格蘭諾維特(M. Granovetter)將其進一步發展,認為經濟行為是理性選擇嵌入於社會關系網絡的產物,標志著新經濟社會學分支的產生。可以說,嵌入理論中和瞭社會研究的經濟人與社會人假設,將社會行為還原到特定的組織與社會環境中,對其復雜性與互動性給予瞭充分的關註,具有非常豐富的解釋力。

  “脫嵌”在波蘭尼的理論體系中是作為“嵌入”對立面而存在的,主要指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的“自由放任的市場可以使經濟系統自動走向均衡”的基本觀點。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傢認為,經濟是由相互具有連鎖反應的市場以及理性人所組成的,價格機制與供求機制可以實現對市場的高效調節,因此經濟相對於社會來講是自我獨立的系統。波蘭尼認為,這就是經濟體系從社會“脫嵌”的基本邏輯。但“脫嵌”的市場經濟是想象中的“烏托邦”,讓市場“脫嵌”好比拉伸一條巨大的橡皮筋,讓市場獲得更大程度自治的同時也增加瞭張力的程度,即“脫嵌”的經濟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時間都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嵌入”和“脫嵌”是一股“雙重運動”,也是一種辯證關系,恰好影射瞭我國對於“學科”本質與“學科建設”問題的研究路向的變化。關於“學科”的研究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自1985年《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在高等學校有計劃地建設一批重點學科”之後,在強烈的政策信號影響之下,“學科建設”成為研究熱點。“雙一流”建設作為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領域中最具熱度的研究議題之一,更是將“學科建設”推到瞭理論研究的最前沿,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擁有若幹一流學科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本質特征與表現形式。而對於如何建成“一流學科”,則存在紛繁復雜的思考角度。傳統學科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用有限的辦學資源支持最有發展潛力的學科,傾向於對學科的構成要素進行解析,從師資隊伍、辦學條件、平臺建設、研究成果與社會服務等多個方面提出建設目標,進而期待在單一學科建設上達成集成效應。這種建設路徑已在組織間相互模仿中形成瞭某種學科建設的路徑依賴。隻見學科調整、不見頂層設計;隻見優勢學科,不見群落生態;隻見要素投入,不見內生動力,這就是波蘭尼所說的“脫嵌”狀態。而對於學科與大學組織、學科制度與大學制度、學科治理與大學治理的關系研究,是對“學科脫嵌”的反向思考,對於一流學科的培育意義深遠。

  二、學科嵌入:大學組織產生與發展的根本邏輯

  從詞源學的角度,學科(discipline)具有“知識的分類與學習的科目”的內涵。中世紀大學被稱之為西歐現代大學的源頭。大翻譯運動在西歐引發瞭一場由“高深學問”主導的知識爆炸,以知識的研習與傳授為核心,催生瞭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與慕名而來的蕓蕓學子。法學教授伊爾內利烏斯直接促成瞭博洛尼亞法學院的創建,也使得博洛尼亞大學成為全歐洲第一所獲得合法認可的大學。阿伯拉爾在經院哲學上的影響確立瞭神學在巴黎大學無上的地位。自此,文、法、神、醫四大學院開啟瞭分科教育的歷史,基於不同學科的師生行會和同鄉會構成瞭大學最初的組織建制,形成瞭相對穩定的課程體系與教學模式,專業化的人才培養得以體系化,進而衍生出不同專業的學位體系與畢業儀式。19世紀之後,以高深知識研習為核心的學科生活形式與內容逐漸固化,學科規訓實現體系化,奠定瞭大學組織的運行方式,也構成瞭現代大學組織確立與發展的源頭。正如克拉克·克爾所言:“創立於公元1520年之前的70所大學,依然矗立在相同的地址,沿襲著同樣的稱謂;仍然有教授和學生在一些古老的房子裡做著大致相同的事情,遵循著一脈相承的治理方式”。因此,從歷史的角度來講,學科是一個在自然成長中形成的學術群落,當組織化的學術生活取代“閑逸的研究探索”與“散漫無序的自由講學”,學科才得以真正形成,而大學組織也才能夠得以建立。

  從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視角來看,學科已經成為高等教育分析的基本要素和邏輯起點。伯頓·克拉克(B. R. Clark)將“高等教育的工作按學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組成瞭兩個基本的縱橫交叉模式”。專業化的期刊與學會的創建形成瞭學者的精神傢園,學科成為聯結化學傢與化學傢、生物學傢與生物學傢的軟性組織。得到學術共同體的認可對於學者來講至關重要,對於學科的歸屬感甚至會超越於其所屬院校。基於此,克拉克斷言,“主宰學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學科”。在大學內部,學科的力量同樣主導著大學組織的各項事務,知識的生產與更迭、大學組織結構的變化、專門人才培養的過程與結果、大學辦學資源的配置、教師的聘任與升遷等等,無一不以學科為界將大學組織這片沃土整齊有序地劃分成若幹個“相對獨立區域”,周而復始地從事著學科“勞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學科是大學組織產生的初始形態,學科與大學組織幾乎是同時產粉嫩小女生生的,或者正是分科教育形成瞭大學建制,這樣學科就成為瞭大學組織的母體,就像細胞分裂之於生命體的開創意義。然而,從現代大學的組織形態來看,大學的復雜程度遠遠高於中世紀大學,學科構成瞭大學學術生活的基本單元,其無疑是“嵌入”於大學組織中的,學科歸根結底是大學組織產生與發展的根本邏輯。

  三、學科制度嵌入:現代大學制度的主體與核心

  制度嵌入解釋的核心問題是社會行為的理性程度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制度的約束。而制度既指制約學科發展的正式制度,又包括非正式制度。伯恩鮑姆(R. Birnbaum)分別將其稱為硬性治理和軟性治理,硬性治理指“大學組織內部帶有約束力的治理結構、規制與系統,它們共同規定瞭組織內部的權力關系、特定的組織程序,以及組織成員必須遵守的政策和規程”。而軟性治理指的是大學組織中的文化、關系和互動系統。

  福柯(M. Foucault)提到:“話語一旦產生,即刻就受到若幹程序的控制、篩選、組織與再分配”,學科建制的形成往往伴隨學科制度化的控制體系的產生,決定著知識門類被傳播與創新的方式,以及人才培育的全部機制。因此,學科是“知識門類”與“學術規范”的集合體。最初的大學制度基本是學科制度的同義語,但隨著大學組織的演進與學術生活的變遷,大學制度已成為多種力量相互較量與妥協的最終結果,並非完全遵循著學科邏輯。即使如此,當前現代大學內部的制度體系設計,幾乎全部直接或間接地與學科生活有關。在非正式制度領域,大學在產生和發展中所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大學精神與文化成果,不僅同樣構成瞭現代大學制度的內涵,更內化為學科行為的內在標準與外在表現。

  從主客體關系來講,學科所嵌入的是大學整體的制度體系與非制度文化,二者共同為鮮活的學科生活提供瞭基本的行事空間與行為規范,成為影響學科行為的主導性力量。學科制度對於大學制度的嵌入性體現在:大學制度規定瞭學科行為的內容與方式,約束瞭學科主體的行為理性,制度的外在規訓不斷影響學科人的行為習慣,並同時內化為學科自身的特殊文化。因此,學科的行為是學科主體的學術理性在嵌入大學制度下做出的“實然”選擇。學科制度是大學組織運行的基本保障,嵌入於大學制度之中,構成瞭現代大學制度的主體與核心。

  四、學科嵌入式治理:大學治理的制度創新

  (一)從學科建設走向學科治理

  《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的印發,標志著“學科建設”成為一種政策話語,也折射出高等教育管理主體強烈的指導意圖。2017年9月,“雙一流”建設高校和學科名單公佈,隨後建設方案陸續huangse網站公示。與“大學”和“學科”相比,“建設”的語氣明顯更重。“雙一流”遴選出的並不是已然的一流,而是側重“建設”成為未來的一流,究竟有沒有達到目標,關鍵還是看“建設”的效果,而建設的過程、手段與方法,均沒有在政策層面進行限定,留給高校無限的解釋與行動空間。可見,“雙一流”建設是對傳統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型資源配置模式的調整與制度創新,它以項目制管理邏輯,在項目推進的過程中打破瞭常規的組織結構,是一種能夠將各層級關系以及各領域關系統合起來的高效的治理模式,同時還是一種促使大學組織得以自主積極運轉的管理機制。以項目制管理為核心的“雙一流”建設體系,在宏觀上形成瞭政府與高校之間的新型治理體制,並必將引發大學自主探索內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熱潮。事實上,當前的“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也已經開展瞭以學科建設為龍頭的綜合改革。在這過程中,“學科建設”從政策話語進化成為大學改革實踐,固化在大學組織戰略中的顯要位置,從而深切地改變瞭大學組織的生活常態。

  在大學的微觀視角下,“學科治理”是“學科建設”宏觀政策話語的微觀實踐邏輯與改革路向,是治理理念在學科事務決策及管理中的體現。“學科建設”在宏觀政策話語范式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建構。然而,在大學組織內部,繼續沿用“建設思維”隱含著諸多可能的風險。這裡的學科建設風險特指由於大學組織微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所引發的學科建設實踐活動偏離預期目標的可能性。美國人類學傢戈登威澤(A. Coldenweiser)最早使用“內卷化”這個概念分析社會文化問題,他提出:當一種文化模式發展到某種終極狀態時,它既不能進入穩定狀態,也很難轉變達到一種新的狀態,唯有不斷在內部變得更加復雜,在社會研究學者的視野中即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現象。在深入推進“雙一流”的進程中,學科主動或是被迫地卷入其中,在建設的名義下關註著“投入”與“產出”,規模、體量與資源要素需求極度膨脹。雖然在表面上看來,學科完成瞭項目要求的一系列的建設指標,但是這種增長在實質上是否存在內涵上的發展,學科內生的發展邏輯是否得到體現,學科生態是優化瞭還是被破壞瞭,對此並未進行充分的探討。同時,學科建設思維還易導致不同組織間的盲目模仿與組織內部的路徑依賴的問題,學科戰略的無序與非理性、學科主體動力缺失、學科關系離散等現象並不鮮見。因此,有學者呼籲學科建設應由從“要素投入驅動”向“制度創新驅動”轉變。戰略目標的實現既需要資源建設,更需要制度創新。在傳統的學科建設慣性作用下,資源投入最受重視,而制度建設先天不足,且後天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某種程度上講,良好的學科制度環境、科學的學科發展機制與健康的學科生態體系是“一流學科”成長的土壤、水分與陽光,內外條件的共同作用方能結出學科建設的碩果。

  從學科概念本身來講,“學科建設”應有對於知識體系與學術組織的進一步完善的雙重意蘊,其本質應是學科治理,核心是指向一流學科培育與發展的制度建設。“學科治理”是治理理念在學科事務決策及管理中的體現,是學術治理在學科領域的表現形式,也是大學基層組織治理的重要內容。學科治理是大學組織中學科主體參與決策學科事項、分配學科資源、制定學科規則的過程與結果。從概念來看,大學治理主要指權責利在不同組織與權力主體間的分配過程與結果,橫向上涉及到各類型的行政組織(個體)或學術組織(個體),縱向上關系到學校、學院等各層級治理;學術治理對應於行政治理,是對大學組織中不同類型事項的治理,如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內容、范疇及其相互關系問題;學科治理,是權責利在大學不同學術共同體間的橫向配置問題,與學院治理和學術治理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系統維度上看,學科治理體系包括學校層級的學科治理,以及學部、院系的基層學科治理。從要素維度上看,學科治理包括對學科結構、制度、機制、文化等的治理。從學科內外部關系來看,學科治理對內強調的是學科內部共同的組織文化與教師群落,對外強調的是不同學科之間的良性生態環境。相對於“建設”“管理”話語,“學科治理”能夠更好地反映出大學組織的特性以及學科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更能體現出“雙一流”建設的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

  (二)學科治理的嵌入性與關鍵域

  學科治理行為是以一種“嵌入”的方式內生於大學治理體系中的。“雙一流”建設所引發的學科“嵌入”與“脫嵌”的“雙重運動”,並沒有將學科治理獨立於大學治理。潛臺詞是當前的大學治理體系已經較好地實現瞭對於學科事項的治理功能,再提出學科治理顯得多此一舉,但事實並非如此,當前部分領軍大學在學科治理領域中的改革實踐已走在理論研究的前頭,就已充分說明學科治理研究維度的重要意義。學科嵌入式治理所關心的關鍵問題在於,當前大學治理體系能否為一流學科的生成與發展創造一個完善的制度環境。對此,仍有較多問題值得探討。

  1. 學科生態治理。頂層學科治理是對健康和諧的學科生態系統的建設,這是一流學科生成與發展的前提。大學的學科建設存在兩種模式:少數頂尖大學圍繞多個學科協同建設,追求學科的系統性發展,期待建成綜合性的世界一流;絕大部分大學隻在某一兩個學科領域上進行重點建設,集中力量辦優勢學科和特色學科,希望通過少數學科的異軍突起建成一流。因此,許多大學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對那些表面看來與優勢和特色學科關聯度不大的學科進行瞭大膽的舍棄,可謂新一輪“效率優先”的痛苦抉擇。在試圖擠進重點建設名單的激烈競爭中,學科行為往往是沖動的、冒進的、不理性的,學科間的關系是緊張的、互斥的、零和的,這樣的組織環境無法孕育出世界一流,即使短期內成為一流,也難保能夠具有持久的保持一流的條件。學科和大學組織的發展史都表明,一流的學科是自然生成的,不是人為堆砌而成的,它對於大學的系統環境有著較高的要求。學科的多樣性是保證學科生態系統健康和諧的重要條件,學科間的“各安其所”與“共生合作”是學科自然發展的重要根基,學科系統整體的和諧有序格局是一流學科與一流大學的常態。因此,頂層的學科治理既需要戰略性地培育和打造基礎學科、優勢學科與特色學科群落,更需要積極地保護長久形成的學科生態環境,為形成整個學科系統的合作發展奠定基礎。當大學在學科系統的層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穩定性時,其大部分學科都能獲得較為快速的發展,而大學也將成為真實的世界一流。然而,在“雙一流”建設的實踐中,從學科生態的角度進行的頂層設計往往是缺失的,由於大學制度建設的不完善造成學科非理性決策進而導致失誤的例子並不鮮見,決策失當產生的代價與影響是非常大的,可能是單一學科的一蹶不振,甚至造成整體學科水平的大退步。學科生態治理的實現需要大學治理體系的創新,特別是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大學頂層學科決策制度與工作機制。

  2. 學科結構治理。學科結構治理,是大學在綜合考量辦學方向、組織特征與內外環境之後對學科佈局調整做出的權宜之計,包括對學科的重點投入、新學科創建與舊學科裁撤等這些關鍵問題的回答,或被稱為“有選擇的卓越策略”。知識體系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學科自身的發展演進也是分化、融合、再分化的過程,因此大學中的學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但傳統的學科文化並非對其他學科天然地持有包容的態度。大學史上,在近代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中,中世紀時期建立的經典大學就曾一度站在瞭新學科發展的對立面,對那些新湧現的未經廣泛證實的自然科學知識高度懷疑,就此被當時的許多學者所抨擊。而當前交叉學科前沿領域的探索與社會重大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求大學要打破學科邊界,促進學科思維方式的交叉,最核心的是學科間性問題,從治理的角度講就是正確處理不同類型學科的發展特點與相互關系,如傳統學科與新興學科、優勢學科與弱勢學科、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自然學科與人文社會學科等,不能以一流學科建設之名貿然裁撤傳統學科與弱勢學科,也不能在資源配置上對邊緣學科進行二次掠奪,鞏固或強化學科內部的“馬太效應”。這種學科間的治理依靠學科自身力量是無法實現的,需要額外建設不同類型學科間的交叉融通創新發展的制度與機制,這超越於當前大學治理體系的內容與范疇,但卻是實現一流學科培育的重要基礎。

  3. 學科組織治理。學科依托於院系組織形態,根植於大學校院兩級治理體系,以維護或保障學科發展的基本需要。大學組織在創立之初,學科治理就是大學治理。中世紀創辦的單科學院均以學科自治為基本治理模式。如今大學的組織規模與科層化程度往往是呈反比的。權力的逐級分層漂亮人婦被強瞭在線觀看分類配置是現代大學組織得以有效運轉的必然與必需。隨著知識體系的發展與院系結構的變遷,作為知識的學科與作為組織的學科發展並不同步,形成瞭多元多樣化的學科建制。

  從政策導向與改革實踐來看,我國大學內部治理重心下移是大勢所趨。然而,二級學院治理的規范建設長期受到忽視,學院的治理模式、權力關系與運行方式一直缺乏制度的規約。《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規定》等制度文獻,除瞭規定學院“通過黨政聯席會議”討論和決定本單位重要事項,“支持本單位行政領導班子和負責人在其職責范圍內獨立負責地開展工作”之外,對黨政聯席會的運行程序與規則、學院學術委員會等學術權力機構、教職工代表大會等民主權力形式的權限與實施程序,沒有明確規定,給學院管理及權力運行留下較大空間。因此,當前的學院治理亂象頻出,既有軟弱保守治理能力孱弱的,也有獨斷專行貿然激進的,模式往往因院長風格而定,治理風險較大。

  以當前一流建設大學內部學科與院系的關系來看,同時存在學科與學院同質化建制、多學科存在於一所學院或一個學科分設在多個學院的不同情況。學科-學院同質化建制是指一個學科恰恰就是一個二級學院的情況。這種類型的學科建制,學科治理與學院治理是統一的、同質的。即便如此,大多數學院對學科治理尚未建立完善的規則與制度,也未形成成熟的工作機制與治理模式,“學術搭臺、行政唱戲、臨時組閣、就事論事、權力集中、缺乏監督”的現象比比皆是。當學院下設多個學科,學科治理與學院治理的關系就遇到更多挑戰,學科發展往往系於少數領導決策,影響因素更為復雜。當一個學科分散存在於不同的二級學院時,學科的治理就非學院治理能力之范疇。但當前,在“雙一流”建設高校中,學校層面對於學科的頂層設計與動態調整的治理機制尚在建設中,對於促進跨越多個學院學部的交叉學科的融合發展與互動機制仍未明確,對於新興學科的超前培育與資源整合力度受限,這些均需大學在學科治理戰略上做出重大部署,需要實現以學科為內核的學校-學院兩級治理體系與治理模式的創新。

  五、結語

  學科善治是一流學科生成與發展的根本途徑。“雙一流”建設雖然強調“在公平競爭中扶優扶強扶特”,但它在政策設計上所追求的不是鼓勵高校在短期內實現競爭中的利益最大化,在保什麼學科、撤什麼學科、投入多少經費上花心思,而是要引導高校通過深層次的改革在較長的時間裡不斷趨近卓越的發展目標。學科建設屬於宏觀政策話語,在大學組織實踐邏輯中,學科建設不是建設學科,而是要創設一個適於一流學科生成與發展的制度環境,這是大學治理研究的重要范疇,也是“嵌入”分析視角的深刻啟示。學科與大學組織、學科制度與大學制度、學科治理與大學治理是內在統一的。“嵌入”的視角有助於規避學科在“脫嵌”語境下的建設誤區。一流學科的培育需要學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特別是在學科生態系統的創建、學科結構的優化與協調發展、學科治理與學院治理關系的理順等關鍵領域內實施制度創新。因此,以制度建設為前提和基礎,以學科治理思維取代學科建設思維,從完善學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出發,在充分尊重學科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思考一流學科的養成之道,才真正是“雙一流”建設的政策初衷,也才是大學組織發展的初心。有瞭完善的制度保障,一流學科自然水到渠成。